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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湛中乐、高俊杰的《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及其正当性逻辑》一文中，作者强调现代行政决策过程的正当性，有赖于建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有机结合。

[4]有关受教育权国家保护义务的前提性的高阶命题——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的论说，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拙文《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德、中两国为比较》，《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

[4] 二、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 首先，立法机关负有制定切实完善的受教育权法律体系的义务。在逻辑上，后者是先于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这个命题的。前文已经指出，受教育权在二战后为多数国际人权公约所青睐，由此使得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从单纯的国内法层面扩展、延伸到了国际法层面，成为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一项重要权利。在受教育权的保障和落实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11]参见苗连营：《公民受教育权实现中的国家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规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应当进行司法审查。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立法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优先制定何者的问题。

随后由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先进理念的引入，行政立法也迎来了崭新的繁荣时代。西双版纳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十分适宜动植物的生长，因此该地区居民普遍成熟得较早。所谓政法并立，是指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并用。在内地开办西藏班(校)、新疆班。

[24]例如前文提到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共8章49条，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但这在全国范围内却是比较少见的。其次，对某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进行保护的手段选择缺乏规范标准。

2004年1月5日，市人事局在媒体上刊登2004年报考国家公务员录用简章，只针对普通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32]罗爽、苏金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权利意识现状、问题与对策，载《中国教师》，2009年3月。或许许多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行政法规的权威性、稳定性与行政政策的灵活性、时效性各有利弊，完全可以依照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选择。为此，中央财政投入较多的资金，以支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发展义务教育。

具体到少数民族的义务教育无偿化而言，又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别切入。因此，有必要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对这一权利进行全方位的细致保护。一般说来，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主要包括如下四点内容。[29]国家民委已经有计划地重启自治区自治条例制定工作的先期调研，2008年由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陆平辉副教授承担的国家民委课题《自治区自治条例制定过程中的问题研究》（GY-2008-077）就对此展开了细致的调研和论证，笔者有幸参与了该课题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这一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意义重大，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受教育者和其监护人而言，学习是受教育者的权利，同时也是监护人的义务。

[11]如国务院制定的《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工作的十条意见》等等。据笔者的了解，目前这三种模式中以第二种以民族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所受到的挑战和阻力最大。

其一，民族类法律的规定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该法第3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举办各类学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普通高级中学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根据条件和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31]陈化育，陈中蕾：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艰难与抉择，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月。综上，笔者认为，不论从理论关系还是实践需要，都应当首先制定《少数民族教育法》，从而构建起我国民族教育制度的主框架，进而再陆续制定《民族高等教育法》[44]、《民族义务教育法》等民族类教育法，最终形成民族教育立法的完整架构。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最后，进一步规范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进行保护的程序性事项。由于位阶上高低有别，倘若行政法规的规定能够上升为法律，那么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其二，体现各地实践特点的地方性立法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对于这一点，本书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曾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因此，不应笼统地强调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行政法规法律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虽然目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民族立法仍有许多疏漏，但是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地位和指导性作用，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力度仍然远大于对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

第三，自治州、自治县一级的自治条例虽然大多涉及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然而相关条文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大多是上位法甚至是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相关规定的翻版，难以实现切实的保护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观念意识和既有的法律规范在面对这种局的大变革的时候已显得力不从心。

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进行保护效果最直接的莫过于在宪法层面的直接救济。作为对少数民族受教育着影响最大、最直接的群体，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监护人落后的教育意识已经在事实上构成阻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实现的重要阻碍之一。[⑥]关于宪法未列举权的相关问题，可参见王广辉：论宪法未列举权利。地方性立法是整个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制度与实践的接合面，因此地方性立法的完善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效用也就最为直接。

可以预计，缺少行政诉讼的加入，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前文所归纳的四个方面的要点，在现行法律规范中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寻到踪影。

因此，两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从本书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看似有限，实际上牵涉甚广——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而且还常常与党和国家相关的政策互相牵连，其中任何一个实体或协调环节出现差池，都将直接影响权利保障的最终效果。

如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⑤]参见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国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330页。

同时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向来有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可分为聚居民少数民族和散杂居少数民族两类。首先，必需严格从我国的客观实践出发，有选择地对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制度予以借鉴。

但是当这一途径无法实现权利保障的最终效果，即《德国宪法法院法》所谓的穷尽其他一切救济时，权利人则可以宪法权利为依据直接提起宪法诉讼。在量上，下位法并没有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厘定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内涵和外延，造成该权利从概念到制度的无端虚化。

首先，在立法的方面存在诸多可以改进之处。理论研究的滞后必然为实践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四）造成当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般说来，受教育权的保护涉及主体有三，即国家（包括立法机关、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监护人，而对于造成当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不足的原因分析，至少也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笔者认为只有使就业发展与民族语言的教学构成良性互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以民族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的模式走出目前的困境。